第7版()
专栏：

怀念阿英同志
阳翰笙
阿英同志身受“四人帮”残酷迫害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。七年多来，我一直怀念着他。
阿英同志又名钱杏村，他和蒋光慈同志一起创办了太阳社，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组织领导人之一，也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十二位发起人之一，曾先后担任过左联党组成员、党团书记、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常委。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史上，占有重要的地位。他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家、戏剧家、文史家和藏书家。他勤于治学，知识渊博，在创作上是个多面手，也是古典文献的整理者和编纂者，对中国现代、近代文学，通俗文学，戏曲，版画等有深入的研究，突出的贡献。
左联时期，他联络各大学文艺社团，培养文艺爱好青年，是个出色的组织者，先后主编过《太阳月刊》、《海风周报》、《时代文艺》、《拓荒者》等杂志，并和蒋光慈同志一道提倡革命文学。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，他冒着生命危险，宣传阶级斗争、普罗文学，多次遭到敌人追捕、迫害，并坐过监狱。1932年，受党派遣，和夏衍、郑伯奇同志进入了电影界。他们团结进步的编辑、导演、演员，高举反帝反封建的战斗旗帜，形成了强大的左翼优势，摄制了不少具有时代精神的优秀电影。
抗战爆发后，他以全力投入火热的抗日救亡运动，与郭沫若、夏衍同志等创办《救亡日报》，主编大型抗日杂志《文献》，建立风雨书屋，出版反映红军长征的《西行漫画》等大量抗日著作。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戏剧活动中，他积极参加上海文艺界组织的话剧《保卫芦沟桥》的创作与演出，先后写了《春风秋雨》、《群莺乱飞》、《桃花源》等激励抗战，揭露日寇，抨击国民党黑暗统治的话剧。上海沦为“孤岛”后，他继续坚持战斗，创作了《碧血花》、《洪宣娇》等古装话剧，借用历史题材，宣传民族英雄，宣传民族气节。在此期间，他还进行了近代文学史和国难史等大量资料的汇集、整理工作，后来出版了几百万字的《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》和《晚清文学丛钞》，是对我们文化的重要贡献。
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为了坚持抗战，他冒着极大危险，率领全家大小奔往苏北抗日根据地，在新四军一师和三师开展敌后戏剧工作。当时，战争环境异常艰苦，但他依然兴致勃勃地给文工团同志讲课，帮助排戏。几年间，在开展根据地的新闻、文学、美术、统战工作等方面，他作了大量的工作。在陈毅同志亲自倡议下成立的文化村、湖海艺文社，阿英都是主要的成员或发起者。
阿英的长子钱毅，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文艺青年。1947年，他主动奔赴解放战争前线，在江苏淮安被俘不屈，壮烈牺牲，当时才二十三岁。阿英为革命不惜献出爱子的精神，是很感人肺腑的。
抗战胜利前夕，阿英创作了五幕古装历史剧《李闯王》，演出后影响很大。
解放战争中，阿英同志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，坚持写下的八十多万字的《敌后日记》，记录了大量珍贵的资料，是很有历史、文学价值的。
我和阿英同志是1928年在上海认识的，五十多年前在斗争中结成的友谊，是永远忘不了的。
阿英同志二十年代初就开始写作，在文化界、出版界有不少朋友。当时，我们出的书屡遭查禁，阿英就利用他的关系，把左翼作家的书介绍给别的书店出版。我的小说《两个女性》，就是由他介绍给亚东图书馆出版的。我还请他为我的小说《地泉》写过序，希望他提出意见，他果然坦率地提出了批评。我很佩服他的真诚。
1954年，阿英同志来中国文联任副秘书长。多年来，我们的合作亲密无间，他为规划文联的工作，建立机构，组织班子，出了不少力。他平时工作认真、负责、细致。他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和地位，身上看不到一点“官”的影子。他为人热情而谦虚，善于团结人，乐于帮助人，特别是青年。他亲自辅导过的青年作家为数不少。中央领导人如周恩来、陈毅等同志都很了解阿英，很关心他，对他的工作和为人曾给予高度的评价。
1956年，阿英同志倡议文联成立专门的文学艺术图书资料馆，周扬同志和我都支持他。他为此约各协会的有关同志开过会。他提出要自己担任馆长，并把他珍藏的图书资料捐献出来。后来由于接连的运动，他没看到资料馆的建立，反而看到他珍藏的书在十年动乱中被人夺走。
象阿英同志这样创作上的多面手、博而专的学者和收藏家，在我们文艺界是不多的。应该好好地研究他的一生，研究他的上百种著述，整理他的收藏。我还希望中青年同志有人探索一下阿英同志的治学方法，象他那样重视资料，收藏资料，整理资料，这是文化领域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。